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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林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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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一生中很多时间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头。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常常听父母说起解放前的故事。那年头,是中国历史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候。我从小时候玩的摔纸片游戏中知道,那一张张印刷精美的金圆券,虽然印着“壹万拾万”的字眼,但一张张却成了废纸片。那时候,人们买米要用大袋子装钱,从仓山到台江到鼓楼。一天之内米价几次上涨,再回到仓山时,手中的纸币几乎等于废纸。人们在疾病与饥饿中度过了一天天难熬的日子。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与收入,全靠种田和零时打一些木工赚钱来养家糊口,而我在这个家庭中是第七个出生的孩子。我的一家人在社会变革的阵痛中忍受着一贫如洗的艰难生活。为了生存,父亲经朋友介绍把两个姐姐送给了别人。他知道这两家人都是善良的人,他们需要孩子。原先父亲收工回来可以看到两个可爱的小女孩,他再苦再累也会在倾刻间得到—种心灵上的慰藉,现在看不到自己亲生的女儿,就象有人在他身上挖走两块肉,常常忽然间嚎啕大哭。我母亲说,那时候,他象疯了一样。
福州两次沦陷期间,我们家同样也经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日本人就在我们村附近修机场,经常到邻近村里抓人。有时听到枪响,一家人会没命地奔逃躲藏。日本人有时到邻村抢夺东西,寻找“花姑娘”,让村里人终日担惊受怕。日本人还在三叉街路口设岗亭,对中国普通百姓极尽污辱欺负之事,父亲不敢外出打工,家里断了生活来源。过年时候,家里只能煮些红糟芋头之类的菜充饥,连买鞭炮的钱也没有,嘴里“噼哩啪啦”喊几声就算放了鞭炮。
我出生的时候正好遇大水灾,闽江上到处飘浮着死尸,全村都泡在水中。我们全家躲在一个小阁楼上,洪水就在脚底下奔流泡哮。父亲撑着一条小船找来接生婆,在急流漩涡中以自己的生命与洪水搏斗,被尖利的竹篱笆刺中手臂而鲜血不止。
解放后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叔叔参加志愿军去朝鲜前线。父亲与兄弟感情极为深厚,战争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终日缠绕在父亲的心头上。他常常在半夜里醒来,一个人痛哭流涕,舍不得自己与亲弟弟分离,又没办法留住自己的弟弟。出发时,父亲硬是跟着叔叔的部队,从福州一直走到莆田、安海……几天几夜,他没有吃好睡好,脚底上都冒出了血泡。父亲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不知道这场战争与捍卫年轻共和国的密切关系,只是日思夜想苦苦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等待着自己亲弟弟平安归来。村里有人为国捐躯了,烈士家人的哭声传遍了整个村庄。父亲在极度不安的心绪中终于等来了弟弟的平安归来,他迎接自己弟弟的不是春风般的笑脸,而是激动无比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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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艰难磨炼了两位老人坚强的意志,坚韧的品格。在他们心中似乎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在一次抗旱中,为了全家人的粮食,父亲白天晚上劳累过度,他扛着水车回家时,突然间眼花头晕,摔倒在家门口。在可怕的洪水急流面前,父亲曾多次驾着小船或跳入水中,捞取闽江上游漂下的木枝树杆,以作为平日烧饭的柴火。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在一处沙洲种了一片番薯,番薯需要浇水,有一次刚好闽江涨潮,父亲拿了一个木桶,迎着风浪跳入湍急的闽江水中,拼尽自己全部的体力与江水浪滔搏斗,凭借着木桶的浮力,终于冒险游到四面环水的沙洲,此时父亲已经精疲力竭,躺倒在沙滩上,久久无法站起来。母亲知道后,狠狠责怪他说:“你不想一想,如果桶箍断了,木桶爆了,你能喝干闽江水吗?”
父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除了种庄稼,还会做木工手艺,常常外出打工赚钱养家。新店战坂在福州的最北边,而我们的家在福州的最南边,有一次为了到战坂做工,他每天凌晨三时起床,冒着凛冽的寒风从乌龙江边的吴山村硬是一步一步走到战坂,一天走在路上的时间就有五六个小时。母亲每天早早起床点灯做饭,直到送父亲启程。晚上天大黑后,父亲才迟迟回到家里。为了一天两元钱的收入,父亲瘦得不成样子。还有一次,他到南平做工。白天忙累了一天,晚上就露天睡在公园的石椅上,睡着后,连平时舍不得穿的粗布鞋子也被人偷了去。
母亲与父亲有着非常默契的分工与合作。她除了打理一家大小的吃穿缝补浆洗等杂活,还饲养了两头猪和几只鸡鸭。俗话说:“家有十口难当。”那时候如果不算两个送给别人的姐姐,家里大人小孩刚好十个人。对于母亲来说,这个家有多少事情要操心啊!我舅舅评价母亲时说过一句话:“她可以当国务院总理!”我母亲不识字,当然当不了总理。但是她每天就跟一国的总理一样忙累!炎热的夏夜,门前堤坝上坐满了纳凉的人群,母亲总是做完了家务活,才迟迟最后一个到凉爽的地方透透气。每年正月初一,大人小孩都玩去了,这一天是农村人最快活清闲的一天,唯独母亲一个人,默不作声地搬来一个大木盆,把全家人年三十换下来的衣服一件一件洗干净。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一生几乎没有一天好好休息过!照顾父亲,照顾子女,照顾媳妇,照顾孙子,唯独没有想到自己!在我们家经济困难时期,她穿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我们家经济好转后,她依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母亲煮鱼只吃鱼头。家里杀了一只她养的鸭子过年,她也只吃一个鸭头,直到我懂事后,才知道她不是爱吃鱼头,而是家里人多,她只想把好吃的肉让给我们。
有一次,家里要买米,母亲向我的一个堂哥借了五元钱,可是,等她到了粮店,才发现钱不见了,不知道是自己路上丢了还.是被扒手拿了。她不敢吱声,拿着空袋子回家,连忙向别人借了五元钱还给堂哥。她怕堂哥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也怕堂哥知道后不肯收下这五元钱,直到今天,我堂哥仍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我外婆去世的时候,舅舅通知我们家,希望母亲能回去奔丧。去漳州奔丧,母亲连坐车的钱也拿不出来。我亲眼看到她强忍悲痛,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异常伤心地流泪。我非常理解母亲的心,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自己的子女,她忍受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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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家也经常有开心的日子。父母每天劳作之后,就点亮一盏油灯,全家人围在一起,无话不谈,家里常常是欢声笑语不断,引得附近的许多邻居都直羡慕我们。那时候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视,聊天成了我们唯一的文化生活,这也是我们至今最念念不忘的幸福温馨。六十年代初,我已经从乡下到城里的一所中学念书,冬天里还是赤脚走路,脚丫被冻得又红又肿。父亲和母亲到城里办事,顺便到学校看我,心里过意不去,下狠心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那时候,我高兴了好一阵子。从我父亲那里,我曾听到一个关于我外公和鞋子的故事。我外公有一双黑色布鞋,平时不管雨天晴天都舍不得穿。只有到别人家中做客喝喜酒时,他才拿出布鞋夹在腋下,到了别人家门口,擦了脚。再穿上鞋。可见那时候,有一双新鞋子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父亲手巧,为了解决冬天穿鞋子的问题,用木板给每人锯了一双木拖鞋,我家地面铺的是石头和砖土,穿起来每天“啪嗒”声不绝于耳。
最高兴的当然是过年过节。家里虽然穷,但每个节都过得有滋有味。拗九节吃糖粥,清明节做清明粿,端午节包粽子,七月初七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母亲早几天就买了蚕豆,炒一部分,煮一部分,拿几个小碗每人分一份。最隆重的算是祭灶和过年。那时候厨房里海年贴一张灶公像,农历十二月廿四这—天,吃了晚饭,父亲母亲摆好供桌,放好供品,那些供品用红漆木盘装的,有花生、孛荠、甘蔗、绿菠菜、红豆腐,还有年糖年饼。全家人辛苦了一年,父亲和母亲希望灶公上天向玉皇大帝多说好话,祈求来年农事风调雨顺,子孙子安健康。这时候,父母的神情非常庄重虔诚,我们围在旁边看,不能乱说话。但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目中,最关心的是那些摆在桌上的供品。直到一切仪式结束后,父亲母亲会很高兴地将这些精美的食品平均分给每个小孩。到了过年,桌上摆的菜几乎都是自家种的养的。母亲每年都要腌一些咸肉,留待春节后招待客人和供播种插秧的人吃。因为那季节是种田人最辛苦的时候。一年到头,我们只等着过年这一天美美吃一餐。这时候,父亲和母亲会把平时特意积攒下采的崭新的硬币或纸币发给我们作为压岁钱。我们就用这些钱买两挂鞭炮。父亲常常和我们一起放鞭炮,这时候,是我们全家一年中最高兴的一天。
我工作的时候,年龄已经28岁,每月工资28元,粮食定量28斤,同学们都戏称自己是“328部队”出身的。尽管困难,我有时也把父亲和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玩几天。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带着几块冷馒头,还有一壶开水上鼓山,走到喝水岩,母亲说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的岩石上休息,我和父亲走到底,在忘归石边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成了我对父亲永久的怀念。我第一次去北京,那时候父亲还在机局里为部队做木工,他特意买了一包橄榄,一盒饼干,赶到候机楼来送我。我买了两盒快餐饭,两个人生在候机厅的一角吃午饭。父亲问我:“一盒多少钱?”我说:“2元。”父亲说:“这么贵!”但父亲还是很高兴,滋滋有味地吃着,那一餐饭,是多少年来我们父子两人单独吃过的一餐饭。那时候,我在心灵深处涌动着一股情感的热流。父亲的眼睛里也洋溢着一种喜悦激动满足的情感。他辛苦了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更不用说坐飞机去北京,但今天看到自己的儿子去北京了,他还是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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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晚年得了哮喘病,母亲得了高血压病。两位老人不愿意住到医院去,就买一些药在家中服用。父亲发病的时候,不能说话,不能呼吸.张着嘴巴不断喘气,这时候,只能靠喷一些药暂时镇定一下。有时整夜无法睡觉,就坐在床上等到天亮。父亲尽管疾病缠身,依然每天牵挂着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1991年2月20日夜,父亲在一阵剧烈的喘气之后,开始大量吐血。清醒的时候,他说,他留念这个家,希望自己能再活一年!半夜时候,他喊着我大哥的名字说:“今天晚上,我可能不行了。”他用呆滞的目光,看着围在身边的子女们,唯一留下的一句遗言就是:“照顾好妈妈!”凌晨时分,父亲停止了呼吸。埋葬的时候,我们把父亲生前花30元钱买的钟山牌手表,还有一根拐杖和一个手电筒一起埋入地下。这些东西曾经每天陪伴在父亲身边,我们想让它们永远陪伴着父亲。
父亲走后,虽然我们家人口众多,母亲还是感到孤单和寂寞。他在难忍的心灵寂寞和孤单中度过了六年多的时间,终于再次中风,卧床不起。中风前,她睡的是一张破藤床,家里人一直想给她换一个新的,她坚决不同意,病倒后,家里人用手势告诉她,想换一张新床,她还是坚决不同意。我妻子曾经送给老人一个玉手镯,那是我从缅甸买回来的。有一天,她吃力地指着手镯,示意我们帮她摘下来,直到我们满足她的要求,她才放心地闭上眼睛休息。我们知道,母亲虽然不能能说话,但她的大脑思维还是清醒的,她在病床上考虑自己的后事,在静静等待自己最后一天的到来!
母亲逝世后。我和三哥靠着熟人的引领来到焚尸房里,这时候,我原先大海般巨浪翻腾的心情忽然间变得出奇的平静。我知道一切都已无可挽回,母亲辛苦了一辈子,他太累了,她需要永久地安息。从此,一个冥冥世界的黑色大门把我们原先血肉相连的母子关系残酷地永远地分隔开来。我和三哥跪在地上,非常虔诚地轻轻用手挑拣着烧成碎片的骨灰,仔细辨认每一片骨灰,按照人体骨骼结构顺序小心将骨灰装入一个印花的瓷瓮中。我们准备将母亲的骨灰埋入我父亲的墓穴中。从此之后,我只能常常在梦中与父亲和母亲相见相会。我曾梦见父亲和母亲在漏雨的屋檐下冻成一团,也曾梦见两位老人饿着肚子的样子。我知道,这是我日思夜想的结果,多少年来,我的心仍然一直牵挂着我的父亲母亲,常常在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双眼沾满了泪水!虽然父亲母亲早就离我们而去,早已进入那遥远虚无的世界,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牵挂、遗憾、内疚、自责的情感却与日俱增,几乎每天都在扣动着我心灵的大门。
现在,我只有盼着每年的清明节早一天到来,那一天,我们可以在父母的墓前再一次倾注自己的情感。墓两边的松树和相思树在一天一天长高,我们对父亲和母亲的思念也象长高的树那样一天比一天浓烈,一天比一天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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