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 拙（外二篇）
陈 震

说到朴拙，令人遥想古物、古器、古人。一件器皿、一件事物、一个人的初始状态，往往质朴、淳厚、古拙。茶茗初采，其色淡白；物之颜色鲜好、滋味淳厚者，其本质皆平淡朴拙。聪明的孩子固然可喜，稚拙的天性尤为可贵。此外，古人注意到：开国之初的人，要比历经风霜刀剑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其人格也更加纯朴。《容斋随笔》在“国初人至诚”项下记录了这件事：宋初谋求并州将帅人选，刚正忠烈的大臣向朝廷献书，公开请求升级，丝毫不虚伪造作。而后期的人，表面避宠辞禄，暗里夤缘幸进，“失其本真者多矣。”
真理只有一句，而歪理能说出千万句。朴拙近于简单。汉初的“文景之治”在于法令清简、文风朴素，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动听的说词。朝廷任用官吏偏重朴拙、清正的品质；求的是“贤良方正茂才直言”。那是质胜于文的时代。到武帝后期，巧言令色之徒幸进，耿介朴拙之士被黜，世风不复淳厚。越往后，天下道理越说越多，把本真的童心给障住了，其结果是人变得越来越假——童心既泯，不复有初——明朝李贽将世风变异，归结为这一点。
古拙、朴拙、稚拙，其根柢是专诚、专情——未被污染的纯白天真。《聊斋》中，因朴诚专情而成事、因机诈圆滑而败事的故事比比皆是。“上天感其诚”，或者“佛祖念其拙”这类句子，带有浓厚的中国式的幽默。在现实生活中，朴拙总停留在世故老成的社会的门口。俗谚说，“直如弦，死路边；曲如钩，反封侯”，就是民间爽性率真之鸣。可见在人心深处，在文学作品中，还呼唤着朴拙精神。明代冯梦龙就将“拙”视同“痴”，认为痴有“痴趣”；“得斯趣者，天大的受用也”。袁宏道的《拙效传》开章便说，自然界中狡诈的动物比笨拙的动物更疲于奔命——真是一个新奇的视点。
文学形象的朴拙典型，唐吉珂德数第一。他好古恋旧，立志光复旧物——侠士精神。为此，他愿意奉献全部的痴情。在他昏花老眼中，仆从、马匹、头盔乃至手中长矛，无一不是人间至宝尤物。在他眼中，初始、本真的东西才是好的，花花世界反倒是幻象假象。当选择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做理想后，他一意孤行，不因事乖命蹇、屡遭劫难而动摇丝毫——这正是令现代人感动之处。
古今圣哲多半朴拙真诚，刚毅木枘，貌若无能。孔子的话如出憨拙农夫之口，率真质朴；庄子善说虚理，用的却是单纯比喻：他笔下的固执老头宁可抱瓮汲水，也不做机巧之事。老子直言：“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韩非子再三申说，“巧诈不如拙诚”。西方古哲人伊拉斯穆斯借“愚蠢女王”之口劝世人舍巧取拙、永葆赤子之心……在他们看来，道德精义当从真诚上发挥，归于朴拙。以“道”制“术”，以“义”克“利”；以“诚”祛“伪”、以“德”明“耻”等等，无不含有以“拙”胜“巧”之意。古人未必比今人聪明，但在大智慧上往往胜于今人，为什么呢，大约就因为他们更看重朴拙的天性罢。陶渊明自知“性刚才拙，与物为忤”，却不后悔。苏东坡读其文后感慨说，我喜欢渊明，非独喜欢他的诗，是喜欢他的为人啊！渊明所说的毛病苏东坡都有：口无遮拦，率意任性，不喜欢与人敷衍，往往面折人过。喜欢简单，讨厌繁文褥节……“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现在我老了，但愿能向渊明学习一点点。学什么呢，就学天真朴拙的心地。古代诗话中，往往将天真淳厚的心灵摆在首位，而将雕琢浮华降为次要。
正直的科学家、政治家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痴”症。抱拙守真使他们接近真理。达尔文坦言自己聪明不足，有的只是对自然科学虔诚和热爱。瑞士著名钟表匠马修斯制造的钟表特别精准，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或许我总是“笨笨做”的缘故吧。“笨笨做”的精神使德国总理科尔鹤立鸡群。他为人古拙、敦厚，既不潇洒也不善言谈。然而德国闪电式的统一，竟是科尔愚公移山的硕果。他锲而不舍地推动对华关系，拒绝向台湾出售核潜艇，其行为是当时西方政治家不敢做、不愿做的——他并非不自知，而是知其难而为之。
世间只有守诚的人才能锲而不舍地做出“笨拙”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巧易学，朴拙难及。
时尚的现代人常恨自己不够精明、不够机巧。机心满腹与愚昧无知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他们极少明白：世间为精明所误的人，远比为朴拙所误的多得多！许多人机关算尽，到头来误了性命。当某一天，朴拙者发现了某个定理、创造了某种东西，奠定了一个基业，机巧与愚昧的人会同时惊奇说：“没想到，他竟比我们更精明！”而不是说，“这事只有笨汉才做得到！”
李嘉诚做生意的诀窍是“宁笨拙，勿取巧”。英国商会评选最优“搞笑商品说明书”，排斥花言巧语，笨拙无文才允许入选。某药厂生产的安眠药，药瓶上写着：“服用本产品会产生困意”；美国航空公司随机供应花生米，提醒旅客：“塑料袋不能吃！”沙丁鱼罐头上则注明：“注意：内装带刺鱼肉！”某电器厂商在电吹风的使用说明书上写明：“请不要在睡眠时使用”！美国一位老太太喝咖啡烫了嘴，向商家索赔５００万元，法院竟支持了这一要求。今后，假如看见咖啡杯上印着“咖啡香又烫，饮用请小心！”谁会因为它的笨拙而发笑呢？万一用户在睡眠时用电吹风而发生意外，万一顾客吃花生米连袋吞下……为预防种种“万一”，万全之策就是诚实朴拙。也许，商业上滥用巧诈之风，正需要朴拙精神来救治。
世界日新月异，传统文化却向我们吹来古拙风气。人们推崇的座右铭和修身格言，总向着本真回归。修身励志，常以“养气”、“包容”、“明辨”等自律；书斋定名为“拙斋”、“陋室”、“汗颜斋”、“明耻斋”比比皆是，甚至连崭新奋进的企业，也遥接古风，下承民意，用了“和为贵”、“咀尽菜根”、“思无邪”、“愚公移山”等低调、朴拙的词语。人们意识到，文化精神与作秀毕竟是两回事。
世界多姿多元，人类信念守一；万物变动不居，恒心坚如磐石；市场行情涨落，诚信纤毫不爽——铁打的恒心胜过金铸的恒产，我们因此有理由说，朴拙精神支撑着整个文明世界。
只有投机取巧者认为这世界无信念可言，人生的价值视市场行情而定，偶发投隙的成功最为省力便捷。巧诈欺世；弄权作秀，媚世取容……太多的“机心”，使他们远离了“朴拙”，成了契诃夫笔下跳来跳去的人或古人所谓“险幸之徒”。楚灵王爱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敢谏的“方头”已经死了，挨饿的“笨伯”也死了，进贡“细腰”的机巧者已获政绩……所以，朴拙受到时尚的指责就也不足为奇：积微步以达千里，我们还要不要速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还有什么效率可言？时代需要的是“此刻”的成功、“瞬间”速成！“速成”于是转成时尚，“创造”被演绎成“伪造”……
早期殉道者、发明家和文明的先驱，无一不是筚路褴褛的朴拙行者。诺贝尔在发明炸药过程中遍体鳞伤，却不改弦易辙；爱迪生发明电灯，尝试六千多种材料，失败八千多次，可谓屡败屡战；大英博物馆还留着马克思博士的脚印，如同石壁上留下的达摩影子。居里夫妇一生低首苦干，从不张扬；被誉为“赛纳河夜航灯”的福楼拜一见莫泊桑劈头就说，你不缺才能，但你恒心和耐力吗？……
社会的主产品是人。人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如果不是唯一尺度的话。大多数人热心向机巧者取经，内心却亲近朴拙敦厚的人。汉代刘知几“咏史”诗：“泛泛水中萍，离离岭畔草，逐浪高复下，从风起还倒，人生不若兹，处世安可保。”怀诈饰智与媚世苟合，充其量不过是权宜的谋生策略和“处世”手段，没有人愿做油嘴滑脑、左右逢迎的奸诈小人。如今，朴拙被视为真正的创业精神，人们开始意识到，唯有在公平和谐的社会中，才会培育出高尚信念和朴拙精神……

怀　旧

商品迅速更新换代，抢手的新货眨眼间变成旧货。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激活了创造、点燃了欲望。新款、新包装、新版本直到新新人类如艳帜高张，令人眼花缭乱、心中忐忑：承诺越好，兑现越少；“一诺千金”、“践信守约”是陈年旧事了。最不可靠的倒是自己旧躯体；再造既不可能，更新谈何容易。眼见得青葱绿韭般的少年一代冒出来，中年人已成风尘旧物，此时，你慢慢体会到怀旧的滋味了。
怀旧之情如微风细雨下的燕巢，寒山古寺传来的隐约钟声，秋阳下金黄色的麦垛；飘荡的风筝从天际洒落的鸽哨。如果它有气味，就仿佛晚风中捎带的果味，寒风送来的红薯香。是啊，红薯。红薯的焦香从闽北的一座茶山飘来。山上一座破庙，男女知青围着灶头烤红薯。空中白雪飞舞，灶堂火光涌动。火光幻化出抗战的铁血和红旗，还有郭沫若的《洪波曲》……生姜几片，红薯数根，“分吞聊止馋涎”……几十年过去了，山乡雪夜、烈火、红薯如同一幅套色木刻，活在我心中。
怀旧未必伴着感伤情怀。“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这话太陈旧也太悲观了！现实生活中，怀旧要比趋时更具激情——特别是贫寒胆怯的弱势群体。在新旧快速更替的夹缝中，新惊喜、新希望总是先向他们牵衣惹袖。本来要到下辈子才能实现的梦想，现在居然摆到面前了！抚着依然崭新的旧电器、旧家具、看看坚固的二手房，不禁心炽眼亮：他人使用多年，好品质不证自明——难道不比厂家开具的“合格证”与广告妙语更实在？陌生又昂贵的新货，就让财大气粗的人去冒险试用。先前的拥有者、使用者，就当是你私雇的检验员……这么一想，浪漫情调就盈满胸膛了。
尘封百年的文化名著，古曲、古画，古家具，古器皿——甚至古人，往往值得我们一再揣摩。树小墙新的高层楼盘，远不如古色古香的老宅第；新式沙发，哪比得上老木椅耐用？平装的旧书，价格低廉分量足，精装的新书大半只宜于摆设。说到老照片，我尤其喜欢，喜欢它的黑白分明、线条如劈，还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梁启超的天庭如石壁，柳亚子的前额似榔头；辜鸿铭眉棱若弯弓，鲁迅先生怒发如山丘……真是古人古相。与其天天看千篇一律的光滑圆润、一团粉气，我宁愿去瞻仰历代英烈的遗容，叶挺、项英……牺牲时年不过三十，慷慨壮烈、意气风发。那个时代的人啊！
商业时代讲求速度数量，没工夫精雕细刻“瑚琏之器”，以达到“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一切都笼罩在速成、矫饰之气中；吃激素的、注水分的、易容的，哪能奢望半空中落下传世之作？难怪刚买到的新货眨眼就掉价，最先被淘汰的反倒成了古董。旅游景点，要点缀些前朝遗物、“创造”些“名人”踪迹，以显见文化底蕴；肉松和包子店，要夸口先祖供职于宫廷御膳房；药行、饭馆、商号——甚至连大学也自诩创办于前清！“在频频回首中，总带着乡愁”，当水源干涸时，万顷碧波令我们神往，当沙尘来临时，胡杨绿柳就成了荫庇。难道这仅仅是怀旧情绪作怪？
怀旧本是一种纯粹的感情，不掺杂实用念头。但如果有一件东西，既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又能疗贫致富，试问谁能拒绝？有钱人从股市转向拍卖行，搜寻可望升值的艺术品。商家守住传统名牌，好比守住天险。弱势群体看看无险可守，只好顽固地坚守老山老林老水田，古道、木屋、石桥和朦胧的月光——相信有一天，自然、不渗假的东西价值连城。精明的商家识破天机，推出了“老知青”饭馆、“老歌新唱”节目、“老照片”集锦、“革命圣地十日游”、“古建筑一条街”……为了看风筝、看泥人、看舞狮、看石碑、看草屋，听乡音、听牧歌……游客不远千里而来。可见“怀旧”情愫丝毫不逊于“时尚”效应——即使从商业价值上来看也是如此。在旅游热中，西方人发现东方文化体贴入微的人文关怀，恰好比一剂良药，用来治疗后现代心理通病——孤独和郁闷……
人类心灵深处，始终怀着原始浑沌、质朴纯真的梦：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翠绿的林木菜蔬，纯洁的流水甘泉；茅屋小溪青青草，哪儿也不胜俺窑洞好。怀念童稚时代、怀念故土，最怀念的是故人：总角之交、布衣之交，不切实用的朋友、功利以外的伙伴。那时节没有机心、没有野心；共享着一颗友爱的童心——那才是心灵的全盛时期。英国诗人丁尼生有诗说：“我只需要海，一条船和一个哈哈笑的伙伴……”多么朴素的愿望！到了镀金时代，人的心灵已是百孔千疮，只宜静心修补；要不就得像长征组队那样，重上征途，不畏难辛地寻找前辈的足迹和激情燃烧的岁月。真的，如果没有可诉衷情的伙伴、没有可思念的朋友、没有为理想而携手的同志，甚至没有令我们景仰的伟人高士，试问还剩下什么慰藉身心？如果人伦关系变成了主与仆、老板跟雇员、买方与卖方；博弈的对手、交易的中介，如果生活只剩下形骸酒宴，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认真想来，凡能激发想像，引发人们志趣和向上精神的，多半是前尘往事。借鉴历史、勤求古训乃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必修课。人到经世致用之术，小到处世箴言，无人敢说他不拾过古人“牙慧”。青年毛泽东，深受杨昌济老先生的指点，文章直追古人：纵横捭阖、慷慨激昂；因此所以，他老人家晓得“推陈山新”的深义。钱钟书先生说“文章必有大道理”是矫枉过正，因为“小道理”和“没道理”皆可以成文章——只要有真情灼见。先秦两汉文章，兴趣在宇宙天下，唐代志在国家社稷，宋代则不过一山一水，一寺一院；明、清文字，目光不出一斋一室，是“去古越远，其志愈卑”……有人指出这一点，真是见道之语。
有出世之情，方有入世之绩，簟食瓢饮、曲肱而眠；颠沛流离、筚路褴褛，也不应忘却少年的理想梦，才不至坠入贱俗。匍匐在地面，毫无出尘之念地贴紧“生活”，反显得虚无飘渺、远离现实。王维诗：“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这种低调的思乡情结，谁能说不隐含着积极的入世的态度？
重温自然快乐，追忆似水年华，我们看到了一个未经易容和装饰的人生原貌，看到脆弱的生命是如何成长壮大。“大风云飞扬，游子悲故乡”，对于养育我们的故土，我们心存感念，奋发作为以图报答；对于父老乡亲，我们深受其惠，唯恐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对于师长同窗，因为荷蒙教诲和提携，我们有表达不尽的情谊。这种种，都汇成了一股力量，激励我们做一番事业。我们因此有理由说，在内心层面上，任何英杰伟人、大师巨匠都是怀旧的典范。立志向上的雄心、不惜献身的勇气，多半源于童稚时代美好事物的熏陶。正是在怀旧、感恩情结激励下，他们成就了丰功伟绩，做出不可思议的奇迹。
我们怀念往事，同时也怀念生活节奏舒缓的时代。那时代人的感情更率真，因此也更富有人情味。酸苦辣咸才衬托一缕甜蜜，满口甜腻只会使人舌头麻木。水流平稳时，我们能欣赏两岸风光，急流漩涡往往让人心慌。速度酿造的欲望急就章，使人转眼老去——只剩下一堆身外之物。自然的酣睡难求，代之以酒后昏睡；高贵典雅的心灵难寻，珠宝首饰挂满人体。山风松涛，落叶流水，春鸟秋虫，被喧嚣的广告所淹没；音乐变成一堆无情音响。心中无话可说，只好拉长脖子吼叫。纯正的爱情太奢侈，情欲倒是沧海横流。人们不快乐，于是纵情享乐——寻找代用品是现代人的无奈之计……我们没有时间话桑麻、说拉常、诉衷情，没时间去看望亲友；无心停下匆匆的脚步，顺便看看梦萦魄绕的老学校，哪有闲情陪孩子在树下乘凉，数星星，看月亮？……
美好的往事好比遗忘的古董，不引起我们注意；期待中的好事物好比未开奖的彩票，让我们狂热。我们拼命去追求未有、看不见的新东西，从而忽视了已有的、记忆深处的东西。下一个二十年再好，又怎能和已逝的青春年华比美？卢梭《忏悔录》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率真的怀旧情愫。他把逝去的点点滴滴像甘露一样收集起来，从中提炼出琼浆玉液。蒙田、兰姆的随笔总是在述说往事。中国古诗词歌赋，动人心魂的莫过思乡、念旧、怀故的篇什。沉郁古朴的“二泉映月”，至今听来令人悱恻神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天之涯、海之角，故交半零落……”浅吟低唱，回肠荡气。某个国家级合唱团唱“别离歌”时，每个人眼圈里都滚动着晶莹的热泪。
一位哲学家说过：“无价值东西总是在不断增多，但淹不了珍贵的东西。”
往事的精髓，我们将它批判地保留下来，称之为文化；对文化精神的坚守，我们就有了可贵的传统。当年钱穆先生游欧洲，最大的感慨是欧洲人对传统的热爱。耶鲁大学新建的校舍特地装修得比老校舍更古老。芝加哥大学落成，嫌屋宇太新，墙壁故意涂污，以壮观瞻。英国博物馆的古建筑，不惜工本从雅典全部运来；在雅典原址，不惜工本盖一座一模一样的建筑以补偿。而法国凡尔赛行宫则干脆模仿中国园林而造……
一旦失去传统文化的维系，民族的认同感，和谐的安全感必将同时失去。世上大规模的复古，往往是创新的先兆。文艺复兴的“托古改制”是如此，唐朝的古文运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莫非如此。努力向传统回归，返其求道精神与质朴文风，重铸一代人的灵魂，才显现文化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对往事和未来，人们自信有独到的判断力。只要根深蒂固的怀旧心理还存在，人类就不会真正老去；只要人类不老，就不乏重塑光明未来的希望……

度量·衡镜

说到度、量、衡，人们立刻想到各类秤、五花八门的“表”和金光耀眼的“卡”。寻常百姓，门内门外至少有一二种秤、三五类表、七八张卡，还觉得准心不定。是啊，天大的是非善恶离我们尚且遥远，贴身的尺寸，与尺寸相关的重量，绝不能丢以轻心。
往往，公平秤就摆在柜台边，不少人还特备了袖珍秤。旧秤改新秤时，我外婆就瘪着嘴唠叨说，再过几时，一斤会不会只剩下八两呢？我说不会；要改，一斤索性变成一两，要么变为十斤才合乎整数规则。果然，商家摸透了我们心理，推出了袋装、罐装食品——零散斤两从此变成正整数，整数又代表了可信度。眼看公平秤要淘汰了，不料统一、考究的包装里，竟也暗藏着克扣斤两的商“机”！久而久之，人们就如同惊弓之鸟。
从拈斤播两出发，我们进一步紧贴生活：更关心住宅的平方、职称级别、出席宴会的次数、排名座次的先后，收支与盈亏……一切可以用肉眼来衡量的、平面的东西。万分之一偏差，我们心理立刻失衡。度量衡器太精确太完善了！度量衡器反过来把人的灵魂弄得精细了……
量体裁衣的时代过去了。时装店摆满高档套装，名牌标签有了调节体温的效应。人们嫌花样不够新、款式不时尚，衣料的质地有谁在乎呢？我们忧食，不是忧饥，是忧食不精美、不上档次。唯有此时，口之于味才有同嗜，觉得自己舌头最是公正。谁敢用泥鳅替换鳗鱼，用乌龟伪装甲鱼，在烧酒上贴“人头马”商标，我们立刻诉诸舆论。形而上的伪文化、伪学术就少有人提出质疑。荣辱观的错位、精神上的欺诈，似乎不在度量衡测定范围。
时尚尺度暗示着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幸与不幸、快乐与不快乐，既然全由媒体和市场替我们量身定做，那么一个人的可信度，可亲度，可敬度，就该先看他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子。饭桌上没有山珍海味，不能说他是成功人士；身上没有名牌服装，其落魄萧条不言而喻；住的是简易房，尚且担心冷暖雨漏，还能指望他倡导安居工程和慈善事业？自己“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肃然，”进亦忧，退亦忧，谁相信他能够解天下人之忧？判断一个人的精明能干与否，看他是不是“先据要路津”。反过来，如果其人“内无以养，外无以称”，明摆着是属于弱势群体了。“憾轲常苦辛”的穷困一族，虽满怀爱心、勤劳节俭，想致富都难，又有什么值得称道？
古人说“见贤思齐”，那是一杆过时的老“秤”了。
清洁与肮脏并无量化标准，多半是人我之别；公与私，其中的尺寸准星尤难把握。天下为公，说到底是为了天下人人过好日子——那么，说天下为“私”又有什么不对？你在位，你就代表公，你不在位，明天就变成了私。公务并不排斥私情，执法在人不在法。银行是国家开的，融资贷款却大半通过私交；要打赢官司、让孩子上个好学校、谋个好职业……没有熟人面子哪成？“有志者”自愧不如有势者。再说啦，人人为私，用放大镜去看，也许就是个个奉公。谁能准确地衡量哪一件是私事哪一件是公事，何者是公德何者是私欲？民富，国安患贫？公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公务消费私人化……都可以被看作是均贫、富民之举；更何况在公宴之际，公仆举杯，总是为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而干杯。
古人灵魂粗糙，脑中的神经纤维不如今人精细；对他人的设防，也不如今人严密——至少在尺寸斤两上，容许别人做小弊，自己却不屑于做——要么就作大弊。所谓大弊，在今天看来还是小弊。远的不说，五十年代，老舍据实写过一本戏，叫《西望长安》，写一个骗子冒充复员军人，把许多天真的人给骗了。这件事在当时不啻惊天动地，放到现在可就司空见惯了。再说，如今人心比头发还细，就凭你拿着残废军人证，谁卖你的账？那时候街上出纠纷，总有急公好义的人出面调停、主持公道；见到上进的读书人，大家慷慨解囊助他学业——犯不着广为宣传。药店伙计、医院大夫，学校老师大半古道热肠。孤儿寡母、断腿少胳膊的残疾人；受冤枉的、生活无着的人，根本用不着沿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更不必把不幸遭遇写成行状，因为人心只要一估，就知道邻里街坊谁个有困难了……
记得小时候，听了街坊邻里的事，每每很感动，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要问这温暖是几度，在什么方寸，谁说得准？我们打心眼里尊敬英雄伟人、信任朋友与诺言、对自然万物充满了爱心与善意……这种种，究竟重量为何，谁能比划出来呢？鲁迅先生早以为衡器之类太多太滥，不如简单便捷的“估”。我们今天才晓得那正是模糊数学的妙用。到了自然高爽境界，在尺寸轻重这类事上一般不用手，甚至不用额下那双眼，而是用内心那双眼。密尔顿在《善恶之辨》中说，“试问离开对恶的认识，智慧将何得而选择，坚忍又将何从而施行？”藉恶而知善，籍是而知非，大体是靠估、靠比较，靠关怀，而不是专在精良衡器上下功夫。
是啊，物有可以测度者，有不可测度者。度量大小就很难测；品格的高下，亦很难衡。魏晋人喜欢纵论人品气度，既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更是对永恒事物的向往。然而生活节奏一旦加快，风俗世情一旦嬗变，人人火烧须眉，锥刺股肱，睁大眼珠子，闪电般地找寻仪表上的各种数据，谁还有闲情用青眼白眼来表示爱憎、衡估品格？说到身心的痛痒——痛几度，痒几分，更无此类的仪表可以指示。我们向人诉说苦衷，听者不断点头，你便误以为他是人性天才，可以通感，其实大谬不然。不合时宜的老先生说孤愁，与舞台歌星强说愁，在尺寸面积上又有什么区别？
人心这杆秤常有难估、估不准的时候。受骗上当的次数多了，自然学会了宽容。所以胸襟度量往往是被骗出来的，好比勇敢能够被逼出来。说到欺骗，古时候，在骗子眼中，天下有三种人不能欺：有不可欺的，有不敢欺的，有不忍欺的——权高位重你不敢欺，精明如神你不可欺，孩子妇人老人孱弱，你不忍欺。如今不然，容易受骗上当的多半是弱势群体，因为度量衡器往往不操在他们手中。
我们蒙欺受骗，一面佯装大度，一面暗暗佩服古时盗贼：他们劫骗的对象多半是衣冠簪缨之家，权高位重的人物譬如曾国藩，（欺骗曾国藩的家伙就说过“大帅心慈，人不忍欺”这句话）而不是斗升之民。劫富济贫当然好，单单劫富不劫贫，也显出大盗大骗的量级了。某大盗一年只做一次案，问他为什么，他说够糊口就好了，难道还想靠这行当发家？听了令人肃然。相形之下，今天发国难财，明天发不义财，专靠劫贫致富的人，还能够沾沾自喜，四处炫耀，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们所用的尺度衡镜，总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合我的胃口，我就专讲其利；不合我的胃口，我就专谈其弊。这也许就是人们喜欢道德文化“多元”的隐衷罢。汉代王充称他《论衡》一书，“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这就是说，他认为价值评判是文章首要精神。“文以载道”的老尺寸，常常遭到时髦评论家嘲笑，这就看出古今衡器的大不同了。“论衡”书中还赞赏了扬雄的人格，说他写《法言》，蜀人出钱千万，愿载于书，杨雄不肯。换作今天，要雇文人写传，出个好价，谁个不踊跃向前呢？所以后人认为，《论衡》篇以十数，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
“虚妄”，就不是度量衡器所能测出的，因为它也不在肉眼范围内。
虚妄，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价值观混淆，荣耻观错位。当我们看到不明荣耻的风气越来越盛时，常常用“人心如秤”这句话来自慰。人心如秤，不错，可是这杆秤不用也会生锈。如今讲度量的书越来越多，而伪“表”、假“卡”更是层出不穷了。有秤有尺，有卡有表，你觉得这世界安全可靠，但事情坏就坏在这里，你把信念全盘付托给那些物事了。全不料有一天衡镜可能有私，尺寸全然是假。《管锥编》转引鄙谚“何以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引俗语“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后指出，当天下人都崇尚势利时，“财多光荣”、“贫贱足羞”，这种虚妄的荣耻观虽是理所不容，却是势所使然了。更令人忧患的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求道精神一旦式微，谁来纠勘度量衡器的毛病？
我们赞赏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自己却往往退避三舍。我们津津乐道的，不是欣赏到最好的画，听到最好的音乐，读到最好的书，神往最令人钦仰的人，努力做最好的事，于是我们只好谈谈流行音乐，看看“嘲风月、弄花草”的文章、“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影剧；会会巧言令色之徒。我们不能以真知灼见为荣，如帕斯卡尔所言：“思想使人伟大”，所谓思想，不就是鉴别的尺度与价值批判的衡镜？我们不以为思想有什么力量。历史上有过无数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人物，都不足以令我们感到荣耀，我们只好以炒明星为荣、捧富豪为乐、听噱头而笑，并且很自然地，把当下衣食住行最阔绰的人奉为人生榜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