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开掘

——2007年《福建文学》1—6期中篇小说漫议
□顾 越 建 新

中国当代的小说，是在不断摆脱“怪圈”的束缚中，发展起来的。文学曾一度简单地衍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小说的宣教功能被突出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其应有的美学品格便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文学的春天真正回归到这片干涸的大地上，人们期盼已久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到来时，小说创作便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但是，在小说摆脱了单一政治图式、叙述形式与结构多样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全然不顾民族心理、文化传统欣赏习惯的大众看不懂的“先锋”小说，有的语言甚至刻意“新潮”到满是病句。
问题的严重程度还不只如此。
改革开放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使一些人追求现实利益的私欲不断膨胀，由此又造成了社会的浮躁。杂志的销量成为限制其自由发展的瓶颈，多得稿费又成为一些作者创作的终极目标。在利润的驱动下，编辑和作者携手，共同迎合一些读者的口味，使文学创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于是，靠“下半身”写作而发财的“作家”出现了；在小屋中挖空心思编织的离奇情节的小说登场了；故弄玄虚无病呻吟的“情爱”小说充斥杂志；以宣泄个人情绪为宗旨的小说赫然登在了“新潮”的栏目；品味低下的“搞笑”小说到处都是，在道听途说的素材中掺加大量水分，靠“妙笔生花”编造事件已不是个别现象，甚至为了满足一些人的畸型爱好，不惜拿英雄作为愚弄抹黑的对象。
凡此种种，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都是一样：不愿再“苦行僧”似地艰苦地深入生活，将文学的娱悦功能不恰当地无限度地扩大，把反映人们心声，表达人们意愿的主要作用抛到一边。结果，文学的崇高品格便被现实利益的冰水消融，严肃的感化作用被抛弃殆尽。固然，我们不赞成“准庙堂”式的写作，不同意把作家高高地供奉为布道者，导师似地给大众指路；但也反对作家为了取媚市俗，把自己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准以下。文学走向狭路，是文学先行抛弃了人民大众，大众自然也远离了文学。
为此，当前文学创作的真正繁荣，只有在切实实现回归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文学必须回归现实，回归人民，回归文学。
当我们就此达到共识时，才能对《福建文学》所刊发的小说有深刻的理解。纵观今年１—６期的中篇小说，首先是没有文字游戏，而是来自现实生活，敢于直面人生，大胆地揭发出社会的弊端，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小说强烈的忧患意识表现了作者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还我真名》（作者：不丕。见第５期）是一篇读之感到心灵震颤的好作品。一个农民工，因工伤，拿到应有的赔偿，本来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却屡屡受挫；整个事件并不复杂，却被人为地变得扑朔迷离。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普通的农民，他没有远大的理想，只想到城里打工挣些钱，回去盖房子过日子。他性格善良，在维权的过程中，充满天真的幻想，一次次地被欺骗而没有任何办法，对屡次赖账的老板更没有什么过激的行动。他甚至认为，他就是老板拴住的一头耕牛，只有服从，才能得到一些草料、黄豆，以及临时搭建的牛棚。
作者设计这样一个善良、卑微的人物，旨在反衬和突出个体老板的凶残。小说中的王老板则是极其狡猾的：他表面上非常和善，暗地里却机关算尽。特别阴毒的是，有意把伤者的名字“毛建军”改为“王丛林”，一方面，用他亲戚的名字骗保，这样他可以少付药费；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一旦事发，负法律责任的是农民工本人，而他则乘机“金蝉脱壳”，彻底逃脱。
农民工的善良与老板凶狠狡诈的对比，还只是表层的。作品并不浅尝则止，而是向深度和广度开掘。作品也不仅仅停留在展示农民工苦难生活的层面，而注重把更大的社会弊端深刻地揭露了出来，小说表现了以下方面：第一，权钱交易。出现问题后，“王旺出面晚上在国际大酒店摆了一桌，（医院）院长和保险公司的人都在一起干杯了，酒后又唱了歌，大家这才达成共识”。一场酒，就能把复杂的矛盾化解，各方居然形成了“共识”；几支歌，农民工的权益，就被轻轻地抹去了。十分荒诞，完全违背逻辑的事情，却是当前并非鲜见的现实。作者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特别地揭示出来。通过对比，让人感到悚目惊心。第二，医院坚持不给写错的名字改正，是因为有一套成文的规定。在真实与制度面前，真理必须服从制度。这实在是咄咄怪事！第三，毛建军在被机器轧掉手臂后，不仅得不到赔偿，而且屡次被工头雇的打手殴打。他既不敢告发，也没人过问。第四，毛建军改名骗保获得成功。而且小说中还透露，王老板已不是第一次做这件事了。工作人员一切都是照章办理，似乎并没有渎职，那么，我们的体制毛病又在哪里呢？
小说揭露的事件发人深省：一边是个体的老板，一边是强大的社会机构：劳动局、卫生局、１２３４５维权机构，甚至动用了媒体，请了律师，但斗争的结果呢？却是王老板“风雨不动安如山”；律师都知难而退；敢于“叫板”的农民工，更是落得百孔千疮、生不如死的下场。
根源究竟在哪里？是法制的不健全？是掌权者的腐败？是体制的漏洞？是官僚主义的作风？阿瑟·米勒曾指出，在社会现实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现实，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它是一种尚未进入大众意识的真实。作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对这种现实进行勘探与发现。
这篇作品的高超之处也正在于此：不是简单化地叙述一个偶然的事件，平面化地描绘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是高屋建瓴地进行俯视，全方位地把握，将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把存在于社会深层的溃烂揭露出来，以引导人们深思。作者也决不人为地给情节涂上亮色，有意地粉饰现实，凭空添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因此，小说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决非偶然。
《前人质李欢的一段生活》（作者：林世恩。见第６期）题材很鲜见，写一个援外人员李欢在被国外的不法份子绑架后，幸运地回到了国内，结果，经历了并不比被绑架轻松的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没有死在绑匪的手中，却被情敌刺死。
小说写由于杜撰了与匪徒英勇搏斗的情节，李欢上了报纸，成了名人，结果引来了轩然大波：先是引起妻子的怀疑，以及妻子被性骚扰后并未见丈夫挺身而出，由此产生愤慨，家中平添了许多烦恼与摩擦。次是他得到了融城晚报记者柳静的爱慕，两人出轨，也引起了柳静男朋友的嫉妒，最终导致了杀身之祸。三是他本人也深深陷入了苦闷，有了心理障碍。
这篇小说要告诉读者什么？
固然，虚假新闻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是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小说主要是通过反讽的手法告诉我们，在当前这样一个私欲横流的时代，许多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人性中本应具有的刚强，已异化为懦弱。见义勇为，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这是一个不易产生英雄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假英雄李欢不被妻子信任，是很自然的事。他被柳静所崇敬，美人甘为心中的圣杰献身，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小说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结尾写李欢的“奋起”，也不是什么英雄壮举，不过是死于情杀而已。
《山沟沟里的形象工程》（作者：邱贵平。见第１期）写了山区农民毛伙旺盖房的故事。这篇小说，很像是《李顺大造屋》的续篇。不同的是，反映的时代与主题不一样。《李顺大造屋》写的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山沟沟里的形象工程》写的是改革开发后，农民为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而盖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城里的人开着私家车去打高尔夫球，“黄金周”盘算着到哪国去旅游时，农民仍在为着自己的基本生活条件——住房费尽心血。毛伙旺的父亲为盖房，辛苦了两年。为此，引起了全村的震动。２２年后，他盖房再次引起震动，是因为他要盖的是水泥的“洋房”。一个土生土长的山民，要盖这样的房子，近于幻想。但毛伙旺实现了。固然，小说也写了他的辛劳：用牛车拉砖，结果出了事故；他劳累过度，导致肺结核复发。但仅靠辛苦，就能实现梦想吗？根本的原因，是他女儿大曼在城里傍上了大款，每月有一笔可观的钱汇来。
小说通过毛伙旺的发家之路，提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否有了根本的改变？制约他们解放的瓶颈究竟是什么？彻底改变他们命运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小说中的大曼最终出了车祸，毛家的财源从此中断。他今后的生活呢？他的新屋还能保存吗？小说没有回答，而把更广阔的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这事不怪我》（作者：青禾。见第２期）写的是当代大学生的生活。
当前，中国的教育已成为了人们严重关切的问题。中学生以考上大学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于是，就出现了小说中写的怪现象：李小小，上中学时，有一次数学差了三分，她就从二楼跳下去，摔断了一条腿；真真的父母威胁她考不了前十名就去死；一个男生从“三好楼”跳下去，只因为差一分没考上清华。
在单纯追求升学率阴影下教育出来的孩子，即使考上了大学，未来又怎样呢？小说对此进行了披露，通过对Ａ洲大学的描写，揭露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
李小小同学跳楼了，这样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引起了怎样的反映呢？与她曾有过争执的“我”，千方百计地摆脱责任：“他们想让我内疚，让我承担责任，没门！”同宿舍的兰兰的想法是“我不想再惹事了，我们是来读书的，明年拿了文凭走人，找个好单位，赚钱过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同宿舍的青青，因为事前借了小小一千元钱，怕有关联，只想还钱把事搪塞过去。当最终得知小小没死时，青青和兰兰只是淡漠地说了一句：活着就好。她活着我们就没事了。而政法系、中文系的学生，追究的是小小是否因正与男生发生关系，被发现而跳楼。
再看领导与老师的态度。系总支何书记、章书记想到了救人，原因是“不能让事件扩大化、复杂化，为校园稳定做出贡献”。辅导员毛老师，只想的是“放松，绝对的放松”，竟清闲地与“我”喝酒嬉戏。高教授的反应也只是表示“可惜，可惜”。
一个花季的少女，最可宝贵的生命即将消失时，各个方面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行为与心态：冷漠。它不是单个地偶然出现的，而是形成了一个集体的无意识。我们的大学，就处于这样的一个人文环境；我们的教育机构，培养的竟是这样的下一代，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当下精神家园缺失的深深忧虑。
激烈的事件，小说却采用沉静的方式叙事，是有深意的：使整个氛围的暗淡、冷漠更加突出，从而更有利于意蕴的表达。
《畏罪潜逃》（作者：田仲。见第３期）是法制题材的小说，写农民程六儿，在杀人后（实际只是误伤，他不知晓，觉得犯了滔天大罪）潜逃，在外历尽了千辛万苦。逃亡期间，他努力做好事，企望赎罪，并借此摆脱过去的阴影，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但他终于没有走出自己设下的心结，自杀身亡。小说揭示了：当前，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仍然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任重而道远。责任编辑　石华鹏